《文化、权力与国家》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杜赞奇（PrasenjitDuara）教授的第一本著作，当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的“海外汉学”课上做讲座时，他重又提到了这本书在他的汉学研究中的位置。
我想这本书最有趣的莫过于此：当作者把“权力的文化网络”作为对旧有的，或者说是想像中的“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进行有效结构的一个基础时，他除了强调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性实体在乡村经济和乡村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和象征意义之外，还强调了伴随国家政权建设这种现代政体而来的对乡村原有稳定机制的压制和破坏性的攫取，从而进一步提出“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个概念，以概括在发展上停滞了的国家政权建设。也就是说，作者在对上个世纪初到四十年代的华北农村做文化历史研究的同时，得出的是与乡村的内在稳定性和国家机制向下延伸的权力相关的结论。
在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中，文化网络既控制各种资源，本身又包含各种感性象征，它是乡村社会中使权威合法化的监证者；同时，它也成为了乡村社会中各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大舞台。在做出这样的定义后，作者进一步把乡村和非现代性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称为一种经纪关系，因为当清政府政权对乡村财源的吸收还未达到完全的直接渗透时，其间必然有中介出现，这便是乡村与国家之间的中介人，又称经纪人。当然，我们从作者对此进行的“保护型经纪”和“掠夺型经纪”的划分就可以看出，他在乡村与国家的关系中明显地站在了乡村的立场，这一点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在后来研究中的思路的延伸。
在杜赞奇教授的讲座里，他再次提到了文化网络这一概念。他说：文化网络是个人与政权之间的中介团体，也是持现代化主张的人认为应当打破的东西。比如，宗教在乡村中就是“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可以作为谈判与交流的媒介；同时它在民间社会中又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但是宗教在“文化的改变”和“社会的改变”二者之间的概念是不同的。这让我联想到在《文化、权力与国家》的书末总结中所说的，国家权力力图斩断与传统的、“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这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也就是说，作者不但没有把乡村看成一种封闭的落后的所在，反而把乡村作为了具有相当大包容力的、使现代民族国家得以生存的根本。
当然，做出这些判断的基础是作者对华北六个村庄掌握了第一手或者是第二手的详细资料。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建立起一个关于近代华北乡村文化结构的假说，从第三章开始，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把清代灭亡以后的地方政权、国家权力放在与乡村所接触的图景中考察。首先，它们无一例外都对乡村不断地加重税收负担，而且继续依赖以前的经纪体制来实现把国家政权意图深入到乡村每个角落的可能。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如果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扩张没有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而仅仅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那么这种扩张的结果就是“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家政权的发展在实际上是停滞的。
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既然以现代化道路作为自己的取向，就不应当以旧有的中介型税收体制来继续控制乡村，因为那些活跃在乡村里的中介人没有被纳入国家官僚体制，实际上只受社会道德的约束，他们一旦成为掠夺型的经纪人，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控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要为自己赢利的经纪人做出的不利于乡村的操控。
尽管作者的这些观点是建立在详尽的资料上的，但并不是说就没有问题存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提出始终缠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民族生存和种族危亡等问题，来质疑他所勾勒的这幅华北乡村图景中某些仍然比较模糊的观点和论证。实际上，作者在这次讲座中也提到，在强调现代化国家政权对乡村文化网络的渗透和改变的同时，这本书还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新的政权是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例如生活方式、新闻的传播和学校教育等等。作者认为民国政府在这一点上是极不成功的，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对乡村所进行的新的团体建设，例如重新定义个人和家庭的权力以及个人对国家的认同等等，虽然极大地不同于昔日的文化网络，却获得了成功。
总的来说，《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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